第400章 二更
不过宗齐光显然不愿意提, 张兰莛也不会主动说，她只能把这份好奇憋在心里。
回了阜成门小院，宗齐光才说：“哥哥考虑的是对的, 你要小心一点。”
“这不就是明哲保身的那一套吗？”
“这叫‘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懂不懂？”
“太小心了？我就是做一点最基本的工作，稍微高深一点的也轮不到我们学生参与啊。”
“嗯, 我会注意的，你要是不想继续待在档案室了, 我给你找点别的事做。”
“到时候再说, 我先把手里这个案子做完。”
*
同寝但没有同住过的室友吴婧是中文系的, 她也是个积极分子, 也刚交了入党申请书。她所在的中文系也给她安排了找档案的活儿。
这天下午, 吃过晚饭, 宗齐光去打篮球了，姜明光回寝室看看。不能说大学四年连室友的脸都对不上。
吴婧来开了门, 姜明光惊讶的问：“你怎么哭了？”
再一看, 吴婧和其他几个女孩都眼圈红红的，她更奇怪了, “出什么事了吗？”
吴婧勉强一笑, “没有。”小心的关好门。“我们正在——正在看一份档案。”
“谁的？”吴婧一说她就明白了, 别说, 那些右|派里真的很多下场极惨, 不知道怎么死的, 也不知道死后怎么处理的遗体。
“你看看。”吴婧塞给她一个作业本。
档案肯定不能随便带出来，吴婧便用作业本手抄出来。
这位学长是个女生，出生于1932年, 亲舅舅参加革命很早，曾任江省的我党负责人，牺牲的也很早，1927年死于“四一二事变”，尸首沉在长江，再也找寻不到；母亲在解放前是少有的女性企业家，暗中帮助地下党，捐钱捐物捐药；父亲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一些国民党政府的职务，也曾经帮助过一些我党地下工作者；学长也能算是个富二代，白富美，接受过极好的教育，15岁就瞒着父母为组织工作，可以说觉悟很高。
手抄档案中有不少同学师长对其的评价，称其“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又称其为“燕园林妹妹”。学长原本随父姓彭，解放后毅然跟不够进步的父亲决裂，去掉父姓，改“彭令昭”为“林昭”。
同学的描述可能也说明林昭的身体并不好，并且素有才华，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跟林黛玉“碰瓷”的。
林昭1954年以江省文科第一考进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填报志愿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了中文系才女。她的志向是成为当代最优秀的记者，选择了新闻专业（当时新闻跟中文还没有分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7年5月底的一天。
有人贴出了本校第一张大字报，因而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东大门外的马路上成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场所，林昭跳上桌子，问出来：“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现场群众记下林昭的一言一行，当时有人质问：“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林昭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接着她又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们为了她的敢说而静默。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这位勇敢说出“刀在口上之日”的学长，在这天晚上写下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的日记。
之后，更说出了“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这样的“真话”。
在特殊年代，说真话的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怕的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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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很厚，以至于吴婧抄了整整一本作业本。其中收录林昭的“罪状”，很多日记，群众的检举信和“划清界限”的公开信等等。
客观的说，学长很天真，换个人很可能就认罪了，但她从不曾认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对呀，说真话怎么成了“错误”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亲当时是“历史fan革命”，已经跟她母亲离婚，在街道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靠糊火柴盒为生，听闻爱女入狱，几天后自杀身亡。
数年后，林昭死后，其母精神崩溃，流浪街头，最后死在沪城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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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时代的悲剧。以林昭的文化素养和见识，做新闻记者会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成为学者也会是个认真的学者，一定会在新闻界或历史、文学界有姓名。
女孩子们哭得稀里哗啦，为学长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们能做什么呢？
吴婧说：“学长是榜样，过去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只希望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好！”
姜明光深表赞同，“错误是很可惜，但正因为错过，现在才更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次犯错。我相信国家是会越来越好的，人民会越来越富裕，国家会越来越强大。这一点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远不会改变和改善。”
“你说的很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觉着一个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个女孩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小，但无数个你我、无数个林昭便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来我们不管做什么职业，都是在为这个‘力量’做出贡献。”吴婧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也不要轻视自己，女孩子一样能够做出大事业！”
吴婧跟学长很像，也很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相反，“理想主义”才是人类的“灵魂之光”。
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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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齐光说：“吴婧可比你进步多了。”
“哎呀！怎么地？”捶他一下，“我还不够有觉悟呀？”
“有有有，有觉悟的很！哎，你要不要进校刊编辑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几本校刊呢，有学校党支部主办的，有学校共青团委主办的，也有院系自己主办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园》。”
“你可以啊，进了学生会，变成有权阶级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为正常招生这才是第三年。
宗齐光嘿嘿一笑，“没有没有，我刚进去，说话不响，不过你要进校刊还是没问题的。”
“我才大一，现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资浅’了？”
“你笨了？我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学生，大多数都志向高远。进了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是生存需要，跟远大志向并没有冲突，媒体上、大学中，热烈讨论的也都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宏大论题。
特殊时期打乱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导致经济倒退，闭关锁国，对外形象也相当糟糕。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经过3年的讨论（76年到79年），当代大学生们已经基本认可了要从基础抓起，要从基层做起的路线。除了普通大学的基础学科之外，师范类院校是几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睐的学校，进了师范院校，国家全包，师范生甚至还能省下生活费寄回家。
“教育为先”是中国人的共识，只要能让孩子读书，稍微有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尽量支持孩子求学——女孩子除外。
吴婧认为应该从基层抓起，要让学校挨家挨户去跟失学儿童的父母谈话，免收少收学杂费，尤其是女孩子。
吴婧也是城里孩子，实际也没有真的下乡体验过。
“你要知道那些家长的想法，懂得要让孩子上学的家长就已经算是有点文化了，我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30岁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确定的说。特殊时期也导致基层工作很难做，很多统计数据都没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识字率。
识字率的标准其实很低，国际通用的“识字”的定义是“15岁以上合法劳动人口能读写本国官方语言”，识字率顾名思义统计的就是该国能够“读写官方语言”的人数，识字率反应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识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达80%以上。
中文由于是象形文字，有识字和书写的双重难度，跟字母语言相比，难度大增，计算识字的标准也是全球最高。
“很简单的事情，读了书就好找工作，文盲谁要呢？就是去当个跑堂的，你连菜名都不认识，你也做不了这份工作呀。”吴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