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喧嚣之后往往就是安宁告别了嘉庆节东京城也自然而然归于平静恢复到过往那种寻常平淡的氛围中去。

  一时的庆祝与喜悦并不能改变东京士民的劳碌一切照旧寻常人家依旧为生计辛勤奔波不得片刻安歇。起歌舞的依旧起歌舞世俗的疾苦与他们没有半点相干。

  至于满是锦服朱紫的庙堂之上也确实多了些异声来自京外地方的声音。大概是为了证明封疆大吏、柱国大臣们进京并不只是为了给他祝寿满足他的私欲刘皇帝下制让太子刘旸与宰相赵普组织内外臣工在广政殿进行为期半月的国事会商量。

  这是有惯例的在每年上元节假后朝廷这边都会有类似的政治活动只不过参与探讨的都是各地进京的上计大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汇报是接受查问质询份量在地方上很重但在京城可就轻了。

  而像此番这样各地军政的头头脑脑不说全部抵京七八成总是有的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大汉的政治精英也是大汉帝国这一庞大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对于国事自然也是有话语权的。

  虽然大汉如今处于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状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对中枢就完全俯首帖耳了道司大吏们往往都是大权在握国家在趋于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地方大吏们的权威同样也越发巩固。

  他们或许不敢直接违逆朝廷中枢但真要不服了也有的是反应手段与措施只不过那种情况很罕见吧。

  别的不提就说卢多逊不管是在河西还是在两浙就已经隐隐与赵普别苗头了而赵普可是大汉首相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的都是朝廷。

  还有河西布政使雷德骧当年外任兰州就因为与王溥不和在河西任上对赵普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同样多有非议。

  更早些还有王朴与李涛之间的龃龉为了一些人事任命的问题这两国公都能隔空互呛官司都能打到刘皇帝那里。

  因此时至如今朝廷中枢的权威仍旧牢固不可动摇但封疆大吏们总是难免要“反抗”一下。

  当然他们的反抗不是要造反作乱只是想要为治下多争取一些利益让自己好过些。而这种情况反应到这次国务廷议上便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执。

  大汉国土广袤道府州县众多民情复杂各地的情况各异其诉求也各有不同不论是穷的富的还是人多人寡都希望能得到朝廷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扶持这个概念还是近几年出现在大汉的其由来除了刘皇帝无意提了一句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安东地区的发展了。

  不到十年的时间安东那蛮夷杂聚的苦寒之地能够有那般显著的发展变化文明礼仪之光初现绝不只是刘煦为首的安东都督府的苦心经营。

  其背后朝廷的扶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会是镜中花、水中月。税收朝廷不收取每年还是扶助款项进献的金银也会得到相应的汇报。

  安东缺人可任其在内地道州招募各地官府不得阻拦政策上更是大开绿灯不加限制也使得大汉治下自主性最强的地区。

  对于边地的开拓大汉从来没有放弃过但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达到安东地区的程度。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廷在政策上的宽松限制包容对待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投入也没有这样的优待。

  而有安东这个例子在其余道州的官僚们怎能没有想法。同样是大汉治下同样是刘皇帝的子民怎能如此区别对待。

  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朝廷宁愿花费代价去开拓安东那种蛮荒之地为何不稍降恩泽照顾一下他们。把那些人烟稠密、气候适宜的精华之地发展得更好不是更有益处吗？

  至于其他穷僻地方那更是一副嗷嗷待哺的姿态比如云南、黔中、广西、榆林等道就是如此。而似安西、安南这样情况与安东相似的地方那就更有话说了。

  比起安东安南经营更久虽然地处偏远但那里不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土著的驯化问题都明显要好于安东。

  而十多年的发展下来安南已经能够正常向朝廷贡献钱粮税赋当然这是带有一定殖民色彩的但也可窥其潜力。

  如今的安南布政使是李守节辰阳侯李筠之子他属于军转政镇守安南多年后就地转任布政使一直到如今。

  广政殿上李守节就细致地摆出安南地区的情况与发展潜力希望朝廷能多加支持并且就安南每年能向朝廷贡献的钱粮税赋画了个大饼。

  安西也是一样那里虽然地处偏远但处于东西方交流的要道依靠着丝绸之路是根本不怕穷的也就是常年的战争下来人烟少些。

  但即便如此随着大汉西部局势的安宁与黑汗国关系的改良大汉与中亚地区的贸易通道也彻底打开并且日益繁荣因此安西地区也是日显活力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

  至于其他道州同样也有话说当然这些地方其实也清楚安东毕竟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变成常例朝廷也不可能对其他地方尤其是核心统治道州放任。

  但是讨价还价嘛总要让朝廷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的想法。像安东那样他们不敢奢求但其他地方还是有些商量的余地。

  已经升任剑南布政使的张雍就提出希望朝廷能够酌情降低一些剑南地区的税赋。自从川蜀平定之后当地对朝廷税赋的上缴就始终是足额足数的也只有遇到灾害之时才会有所蠲免。

  过去一段时间川蜀每年给朝廷上缴的税赋能占到全国两成以上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比例同时也意味着川民的疾苦。

  后来朝廷也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这才减少了对川蜀的压榨。但即便如此川蜀每年的贡赋仍旧是排在天下道州前列。而从西南地区来看也只有剑南被朝廷看得最紧没办法谁教西南地区就你剑南道富庶呢。

  张雍在西南为官也有十来年了从成都知府到剑南布政使自然有了感情有了自己代表的利益集体也想要为剑南的百姓某些福祉扬一下名。

  当然他倒也不像其他人那般一味地叫苦鸣屈只是合理地提出希望财政司在制定税额的时候能酌情地调整一番。这每年就都在调整但像剑南这样的天府之国每年调整的余地都不大不加已经属于恩惠张雍这是想减。

  如果说张雍是为剑南百姓考虑想要减轻治下官民负担的话那还有些人就属于为地方官府谋权争利。

  其中争论得最激励的毫无疑问属于每年地方税赋留存问题。不只一个道司提出每年两成的税额实在太少已经不够当地行政支出甚至有些影响到地方的行政运转。

  两浙布政使王仁赡就举例说浙南一些州县官吏已经出现拖欠俸禄的现象官吏们尤其是基层官吏们日子不好过。

  这显然是在扯淡其他地方也就罢了你江浙地区也叫穷那其他穷困道州岂不是要炒翻天？

  在留存税收这事上是中枢与地方之间最关键的一处矛盾而面对这些来自地方上的声音刘旸与赵普也是感到了一些压力。

  不过他们的态度也十分坚定税收留存属于中枢的底线不容打破这不只是税额多少的问题还涉及到中枢权威涉及到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

  政权可以适当宽松但军权、财权是要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对朝廷而言这是十分必要的。

  何况仅从开支来讲偌大一个朝廷那么多官员那么多勋贵那么多军队还有各种工程以及天灾人祸这需要的财税可比某一道一州的财政压力要大得多。

  当初的财政拮据让每一个中枢大臣都记忆深刻因此涉及到这方面自然就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因此赵普是代表朝廷进行了强硬的驳斥。同样是从地方上历练出来入朝拜相的狠角色赵普屁股底下可不虚对地方的情况也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

  在赵普看来想向留存税收伸手的人更多的还是为私利或者地方保护思想严重。这个例子绝不可轻开否则有一次便有第二次财权若动那早晚其他权力也将受侵蚀如果是那样那朝廷维持了几十年的制度也将受到动摇这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当然最关键的影响还在于中央朝廷的权威。

  不过相比赵普的态度卢多逊倒是选择支持地方上的诉求并不阴不阳地说赵普在政事堂待太久了不知道地方的情况应该体恤下情

  结果赵卢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这样扬州后置案后两者之间有一次严重冲突还偏偏选在这么个时候。

  耳闻不如目见原来传闻并不只是传闻并且中枢的相权之争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烈。进京的道司大吏们算是饱饱地吃了一顿瓜而卢多逊的“背叛”行为也让刘旸十分不满。